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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宪法中关于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整个宪法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用施密特的观点来看，就是宪法而非宪法律，用图示耐特的观点则是薄宪法而非厚宪法，任何制度突破，都不能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而非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
宪法序言通常是意识形态推动价值整合的产物，是宪法价值共识的直接表达。以美国为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制宪者分配国家权力的主要依据。
［42］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及随后的修正案，就是一副意识形态变迁的路线图。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月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宪法 违宪审查 。［4］［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陈岱孙主编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宪法意味着政治体系的组织化。
［77］转引自［美］迈克尔·C．道夫:《宪法故事》，李志强、牟效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30］占美柏:《社会转型与宪法变迁》，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33]实际上，如果人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私人领域和私人生活，那么诸多不愿为外人知悉的隐私、资讯就将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25]当然，人的尊严是作为原则条款加以表述还是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或基本宗旨来予以确定，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说明人的尊严还未成为我国通行的法律用语，而这恰恰是今后立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务院颁布的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已经对人的整体尊严问题有所涉及，目前的任务则是推广这一立法成果，将主要关注弱者的尊严普及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尊严，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法律的先进性。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质量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这一现状不但导致根本法中缺乏人的尊严的统一性规定，而且使得现行法上有关尊严的内容狭窄与单一。首先，按照学界的通释，《宪法》第37－40条规定的是人身权的内容，分别为人身自由（第37条）、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权（经39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条），从宪法将该条文置于人身自由之后、住宅权之前的排列顺序可知，它只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一个方面：人身自由保障的是身体的自由移动，住宅权保护人的栖身之处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涉及人们交流的隐私，而人格尊严主要是人的精神层面的权利（包括以姓名、肖像权所代表的人的符号层面以及人的荣誉、名誉权所代表的声誉层面），而分别与作为物质的身体、住宅以及作为隐私的通信相对应，是人身自由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特殊主体即具有特定法律身份者所享有的人格尊严，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中（以下仅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列举对象）对特殊主体人格尊严的规定，可以发现存在如下几种特殊类型：（1）学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29条第2款。[28]参见［美］迈克尔·佩里：《权利的新生：美国宪法中的人权》，徐爽、王本存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页。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参见《乌克兰宪法》（1996年制定），阙成平译，载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页。
[16]因而，改变单一地以人格尊严来疏释人的尊严的立法成例势在必行，否则既容易导致对两者概念的混淆，也不利于国家法律在新的时期对人的尊严的全面维系与切实保障。[35]［波兰］Janusz Symonides：《人权的概念与标准》，杨雅婷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11页。该解释第1条在关于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权利类型中，第（三）项即为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二是固定人的尊严这一法律名词，可以统一学界关于这类表述的歧异之处。
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这一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其人格尊严。本着此一目的，议定联合国宪章，并设立国际组织，定名联合国。
（9）残疾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2款。而且具有（2）尊严之感（sense of dignity）（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会倾向表明自己的尊严和拒绝受到羞辱）。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则可以视为另外一种特殊的规定形式，其第20条规定：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死者的尊严。又如，依《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ａ之规定，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侵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侵害被告之意志自由。[35]第二，上述规定均从人的整体上的尊严这一角度来描述尊严的内容，如老年人的尊严、劳动者的尊严、残疾人的尊严、困难群体的尊严等，而不是将尊严拆解为生命的尊严、身体的尊严或人格的尊严等，契合现代法学理论对人的尊严的基本理解。[34]［美］托马斯·博格：《阐明尊严：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念》，李石译，载俞可平主编：《幸福与尊严：一种关于未来的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这些基本权利都体现了人性尊严之内涵此外人性尊严之具体化，也存在于如刑法等部门法中。检索我国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发现，在法律中，既有人的尊严的表述，也有物具尊严的相关内容，如在宪法中就有宪法尊严、法制尊严、人格尊严三种不同对象的尊严问题。
每个人的尊严都应得到来自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其中最需要保障的主体则是弱者：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生理的缺陷、能力的欠缺以及资源的匮乏而容易成为受人歧视的对象。而将隐私与尊严并行列举的则有三部规范性法律文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均在第10条规定：在医学研究中，保护受试者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他们的隐私和尊严是医生的职责。
然而这些文件相对来说层次较低，也不权威。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法律是广义上的，即包括一切具有正式法源地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为分析问题的方便，对于地方性法律和地方规章暂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只将中央一级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分析的对象。
（3）旅游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10条。[14] 私法上也不断拓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范围。
[25]陈嘉明：《尊严与权利：基于中国社会视角的一种探究》，载俞可平主编：《幸福与尊严：一种关于未来的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强调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二是卫生部制定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中，在谈及其立法目的时，明确提到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28]正因如此，人的尊严也就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的另外一种说法。
因此，基本法的人性观，系指平等、自由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未来及行为。人的尊严是推演国家制度正当性的根据，是论证权利入宪的依据。
[26]当然，这涉及宪法是否要有价值观的表述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插入宪法序言中的何处还需通盘考虑。再者，从部门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一规定在我国公法上的落实，相对来说内容都比较狭窄。
（6）未成年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4]可见，由收入、能力、机遇等造成的不平等是一把无情的利刃，分割了社会中统一被称为公民的人们，而处于弱势地位或者相对弱势地位的人群则会因为社会上其他阶层的排斥而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或者获得与他人同样的收入、机会。
[13]然而，这样的说法多少都有些牵强：第一种方案无视该条的立法原意，突破宪法的体例框架进行解释，与尊重立法原则的解释规则明显不符。《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24]这种由宪法指导思想、最高规范到基本权利、个别权利的缩减，无疑消解了宪法本应有的道义色彩和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正确界定。那么，人的尊严的内容放置于宪法条文中的何处比较合适呢？我们认为，借鉴其他国家的成文宪法，可以选择如下方案：（1）在宪法序言中加入确认和保障人的尊严的内容。
我们人类对自己、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都有相应的观念。[29]对于此一问题，乌克兰宪法可以参照。
在他们享有适当食物、住居与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其潜在之精力与谋略应该能够获得更有效的利用，而非诉诸施舍，这只会平添其自卑感。既然人的尊严不可剥夺，那么任何人都必然拥有成为某个国家成员的资格，而不能以劣等种族的形式加以清除。
然而，前者只是对特定人（即君主）的尊严加以强调，后者则将尊严视为一种价值来维护，这些都与现代法律上所言的人的尊严的精神不符。对于人格尊严屡屡出现在法律中的现实，一方面当然要看到这是当代法律的进步，因为它们不再满足于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显现权益的维护，还将保护的范围扩展至代表人的尊严的那些价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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